第三篇:在羅馬服務(一九三三-一九五八)

一九四二年

  • 先見之明

這次世界大戰,證實了「夫至大」和「教會事件」兩道通諭有關本籍神職的先見之明。從駐衣索比亞宗座代表卡斯德拉尼蒙席(Castellani)寫給我的信中可豹窺一斑:

「在必須離開衣索比亞的人群中,也包括所有義國傳教士,毫無挽留餘地,他們必須在六月離境。我緊急向擁有不少衣索比亞及司鐸的修會求助;結果哈辣爾教區派來四位,底格當加派兩位,厄立特利亞也送來五位司鐸;此外,更有十四位本籍修女支援,總算勉強能應付教會的急需……。」

  • 羅馬禮規譯成本國文字

遠在一六一五年,教宗保祿五世,已特准中國教會用中文舉行聖教禮儀。翻譯工作很艱鉅,由利瑪竇開始,後來利類思透過一些學者的協助才大功告成,共翻譯了羅馬禮規、彌撒經、日課經、聖母小日課、已亡日課、送終經,以及聖道茂的神學集成。特准和譯文都俱備了,可惜沒有流傳下來。

去年五月二日,教宗賜見時批准了在新幾內亞、中國、日本、印度支那和印度等傳教地區,可使用本國語文禮規經。今年同一特許,也推廣到非洲各傳教地區。這些特許,對傳教工作向前邁了一大步,我內心極感欣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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